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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低调的音乐之都,何止十万嬉皮
   

最低调的音乐之都,何止十万嬉皮

石家庄最近频频上热搜,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真的把一个城市唱火了。他们的歌曲中的“十万嬉皮”,尝试在摇滚乐中寻找稀缺的城市文化。

昆明,这座老牌的“音乐之都”也在发生一些变化。20世纪90年代,摇滚之风席卷了昆明,大批质量在线的乐队崭露头角。外国旅行者带来异域的音乐元素,南国境线长大的音乐人顺着纬线寻找灵感,终于在牙买加的雷鬼乐中听到了熟悉的节奏,触类旁通的“云南雷鬼”渐渐征服了新生代听众的耳朵。

如今,旧的风格仍在延续,电子、嘻哈等新潮流汹涌而至,其中更不乏女性创作者的表达。昆明这座“重型音乐之都”的面貌,正在被改写。

边地的复杂性造就了昆明,也让它成为了全球嬉皮士流浪地图上的重要站点。让我们走进昆明,近距离观察这群新生代音乐人。

“诶,你们能不能换个专题名?”一晚上,一笑问了我三次。

6月末的一个深夜,我和几个驻扎昆明的音乐人坐在地上喝酒闲聊。昆明的时间很慢,但酒精有让它变快的魔力,一不留神我们就聊到了凌晨两点。

被我约出来的时候,一笑刚从阿那亚戏剧节表演完回来。她是南方酸性咪咪乐队的成员,在昆明出生,长大后留在这座城市做音乐。

我们刚认识不久,她就忍不住对我们的专题名提出强烈抗议。她说自己的确在昆明早年的摇滚浪潮中得到过启蒙,但同时她反复强调,这座城市没有什么“光”,她的乐队也不能代表昆明的“光”。

可是,我身边的乐迷笃信昆明非同一般,我手中的资料也指向不同的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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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日战争期间,古琴家查阜西、昆曲家张充和等一众音乐大师客居昆明,时不时前往滇池之滨聚会奏乐;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,摇滚之风席卷昆明,这座城市成了乐迷口中的“重型音乐之都”。(图/视觉中国)

来到昆明之前,我去看了一场Kawa乐队的演出。梳着脏辫的佤族主唱老憨站在舞台中央,如同一个大祭司,腾云驾雾,掌控雷电。歌声响起,人群随着音浪大幅度起伏;鼓点跳动,地板仿佛拥有了脉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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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台上的Kawa乐队仿佛拥有掌控雷电的能力。(图/作者 摄)

在Kawa乐队的音乐指令下,互不相识的人勾肩搭背地开起火车,即使是像我这般的舞池“定海神针”也受到感染,一头扎进狂欢的队列。身着“滇人”字样的乐迷爬上舞台跳水,在LiveHouse的巅峰体验中陷入癫狂。

这一切让我感到疑惑:昆明真的没有光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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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
音乐、菌和边地

正值昆明的雨季,五花八门的菌类从松林间的潮湿土壤里探出脑袋,当地人走进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上问价,外来食客在全城餐馆解锁隐藏菜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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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、丰满的,使人动情的。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,显示出过分的、近于夸张的旺盛。”——汪曾祺《昆明的雨》(图/视觉中国)

夏至刚过,在这座靠近热带的高原城市,漫长白昼的强光令人瞳孔收缩。意识出逃的迷醉瞬间,菌的香气趁机钻进鼻孔入侵神经,在右脑激起涟漪般的闪光。

漫长的疫情结束后,驻扎在昆明的野生乐队也迎来了丰润的季节,纷纷走出地下、走进各地的音乐节和LiveHouse。

昆明诗人于坚说,“蘑菇狂欢”是在云南这一纬度范围内不约而同的季节性事件,“手舞足蹈,素来是这条漫长纬线上的规定动作。云南那些不朽的民族史诗、音乐、舞蹈、祭祀,肯定也有牛肝菌、见手青等菇族的贡献。”

诗人还进一步分析,对毒蘑菇爱不释手的云南人,有着“超越性的世界观”,每一次试吃毒蘑菇都是对不确定性的挑战,以及对“to be or not to be”这一终极命题的追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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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的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上,人们在清理野生菌。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。(图/作者 摄)

总之,这个季节会让人不由自主地相信,云南的“滇”里一定有一部分是指“癫狂”。

我在昆明西边一个音乐人聚集的小区里见到了Kawa乐队。主唱老憨在这里租下了一套有着大面积玻璃天顶的阳光房,波希米亚风格的屋子里摆满了艺术品,大茶桌上放着夏日限定的冰西瓜和本地葡萄。我喝着来自他们家乡的咖啡,枝叶在头顶和窗外摇曳,就像坐在树荫下。

老憨是佤族人,乐队的名字来源于佤族的别称“佧佤”,几个成员都是认识十几二十年的老友,从2000年就开始组乐队。他们告诉我,那时候昆明的房租相当便宜,七八十块钱就能租一个单间,带厕所的也才一百多。周末随便去找个酒吧唱两首歌,他们就有两三百块钱的收入,压根儿没感到什么压力。

早年间,乐队吉他手老黑在广西桂林开了一家酒吧,从外国旅行者那里接触到了雷鬼乐。后来他在地方文化局上班,经常要下乡采风,发现少数民族歌曲的旋律、节奏、使用的乐器和雷鬼乐非常相似,于是开始琢磨怎么把自己的音乐和雷鬼乐融合。

怀揣天赋和热爱的音乐人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后,创作上的顺遂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。2015年,Kawa乐队正式成立。2016年,乐队签约独立音乐厂牌草台回声。

然而,眼看着一切开始步入正轨时,命运接连对他们施以重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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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唱老憨、鼓手小雄、吉他手老黑和贝斯手德龙在老憨家里。(图/作者 摄)

对于乐队来说,分分合合是常态,但Kawa乐队却过早地经历了生离死别。

2017年末,乐队贝斯手艾勇因病去世;随后疫情暴发,现场演出活动的机会几乎消失;2023年初,解封后没多久,乐队键盘手、小号手凃炤炤因车祸去世。接连失去两位队员后,老憨歌里唱的那句“我们的生活,大起又大落”令人心情复杂。

喝了这杯唱了这首 朋友你不要走

醉了一夜再喝几杯 朋友你莫回头

祝福的话祝福的酒 一路你多珍重

不知何年不知何月 别忘了再回来

……

——Kawa乐队《你要来呢噶!》

Kawa乐队的多数成员来自云南边境的孟连、西盟,佤族人豁达的生命观影响着他们——比起推土机人定胜天的气势,边地田野里长大的人更懂得看天信命。

在这里,“长期主义”倡导的延迟满足,显然没有过好当下更实际。如今,乐队成员已陆续走进新的人生阶段。Kawa的四个成员里,有三个已经结婚生子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,从青春的常态演化为片刻的纵情。

这些年,随着一轮又一轮城市扩张,遥远的边境县城挨个儿通了公路,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往外跑。尽管昆明的生活成本今非昔比,但这座离家乡最近的大城市,仍是理想和生活最好的平衡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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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为昆明的一个旧货市场。在老憨家门口,板车上可以买到10块钱三个的西瓜、10块钱一大把的玫瑰花;附近的二手服装城还买得到10元一条的牛仔裤。(图/作者 摄)

为了签下Kawa,独立音乐厂牌草台回声的CEO戈非“三顾茅庐”,多次来昆明说服他们出山。最后,Kawa答应并提出条件,其中的一个核心要求就是“不去北京”。签约后,乐队四人生活的重心还是在昆明,即使有巡演,最多也就离开十来天。

只要有空,他们还是会回到家乡。在村子里,原始的生活方式仍保留有一席之地:逢年过节,人们一定会举办盛大的活动;远山下、森林中的村村寨寨,人人都在唱歌,个个都在跳舞。他们给佤族村民唱雷鬼乐,这种既新鲜又熟悉的风格受到热捧,连隔壁的缅甸佤邦也想请他们去唱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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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为佤族的村寨。离开之前我问kawa,如果不做音乐,他们会去做什么。老黑说自己的厨艺很好,或许会去卖早点;小雄打算当个搏击教练;老憨一看就是古着店老板;德龙比较腼腆,他们让他去开个小卖部。(图/视觉中国)

多元的民族文化同样是不少外国音乐人的灵感来源。在昆明醉龟酒吧,我见到了来自英国伦敦的老板夏天(Sam)和为客人烤比萨的美国人阿瓦(Jalil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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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天和阿瓦在醉龟酒吧演出。来自美国田纳西州的萨克斯手,为了追爱来到昆明,又因音乐留在这里。因为被人说长得像佤族,他得到了一个中文名——阿瓦。他说自己不仅会烤比萨,还会做很多中国菜,比如辣子鸡、干锅鸡和炒牛肉。(图/作者 摄)

夏天的中文过于流利,这和他的英国面孔有些反差感。1997年,他第一次来到昆明,就把这座城市认定为他的重要据点。

最开始,他在骆驼酒吧和一群摇滚青年、嬉皮士、外国旅行者混在一起。那个时候,昆明的乐队基本上是处于地下状态,没有商业运作,也没有演出机会。

为了让大家能挣钱吃饭,2004年,夏天开了昆明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LiveHouse,名叫“说吧”。2009年,他加入了山人乐队,负责乐队的打击乐演奏及海外经纪。

在中国的20多年,他一边玩乐队,一边做生意。由于经常和各种生意人、政府机构打交道,就连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智慧也被他掌握了去。据说,一度有人怀疑他根本不是老外,而是国内某个少数民族的“假洋人”。

边地的复杂性造就了昆明,也让它成为了全球嬉皮士流浪地图上的重要站点。深夜的醉鬼酒吧里,所有的“主义”和标签都失去了效力,一头脏辫的穆斯林和一头脏辫的佤族人同台表演,觥筹交错间,雷鬼乐和昆明话rap无缝衔接。

02

自然之力

昆明的主干道以东西走向居多,加之低纬地区的白昼明显长于北方城市,因此这座城市总是笼罩在金色的光芒里。每到黄昏,条条大路都是日落大道。

与明媚的地面世界并行的,还有一个活跃的“地下世界”。这个世界以大大小小的舞厅、LiveHouse 、唱片店、酒吧、录音室、书店为壳,核则是独立和自由的表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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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家居民楼里的老唱片店。(图/作者 摄)

从一定程度上说,地下乐队的“地下”与风格无关,它更像是一种隐喻,代表着那些蜷缩在城市缝隙、潜伏在日常生活的表层之下的空间。而独立乐队的“独立”,也不一定是指完全排斥商业运作的创作方法,更重要的是一种坚持自我、不屈从于主流选择的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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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种形态的音乐人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。DJ阿达在昆明开了一家小店。在农村长大的他,小时候经常跑到山里待着,晚上也睡在山里舍不得回家。他熟悉野果、植物、泥土的味道,这些东西比起城市更能给他安全感。后来,阿达喜欢上电子音乐,他说电子音乐让他找到了被大自然包裹的感觉。(图/作者 摄)

马力的麦田书店开了快22年,开到现在,这家独立书店连同他本人一起,成了昆明的文艺地标。

下午的书店静悄悄的,宽阔的房间里,马力自己挑选的书和唱片整齐地排开。书店隔壁是一间排练室——2017年,他和来自意大利的吉他手马文轩(Max)一起组了一个后摇乐队,隔三岔五会在这里排练。

马力说话语速不快,声音较轻,语调也淡淡的。我们坐在书店的沙发上,猫咪在旁边打着盹儿,时间似乎跟着他的话慢了下来。他回忆起,20年前的昆明,街上的每个人都有松弛感,今天的昆明已经大变样,渐渐快了起来。

不过,他的生活仍保持着原来的节奏:中午来书店开门,打扫卫生,听音乐要听CD、磁带和黑胶唱片,看书只看纸质书。最近,在朋友的教唆下,他总算开始考虑给书店开个小红书账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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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防路的麦田书店。对音乐的爱不会熄灭。1996年,马力和几个朋友创建奇怪的日子乐队。如今,这批乐队人大多仍从事与音乐相关的工作。(图/受访者供图)

提起马力,之前和他一起玩乐队的何西还记得一件趣事:“以前马力在他开的麦田书店放了一张约翰·列侬的画像,一进门就能看到。有一天,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走了进来,那个小孩看到后,指着画像问,妈妈,这是哈利·波特长大以后吗?把马力气得大叫——那是约翰·列侬!”

我很难想象年轻时大喊大叫的马力。安逸、温润、平和,是马力对昆明的印象,也是我对马力的初印象。最早的麦田书店就开在翠湖附近,我猜想,如水的温润、如湖的平和,多少和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有关。

在河网密布的昆明,水是它的魂,翠湖是它的心脏,穿城而过的盘龙江是大动脉。临水而居是人类的经验之选,但直接在湖边的崎岖坡地上组织村落和集市,绝对算得上是别出心裁。放眼全国,甚至全世界,也很难找到像昆明这样以一个湖为中心展开的省会城市。这种格局似乎也注定了,这座城市将和翠湖一样,闲散又风情万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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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和翠湖分不开,很多城市都有湖。杭州西湖、济南大明湖、扬州瘦西湖。然而这些湖和城的关系都还不是那样密切。似乎把这些湖挪开,城市也还是城市。翠湖可不能挪开。没有翠湖,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。——汪曾祺《翠湖心影》(图/视觉中国)

另一个重要水域是西边的滇池,这个形状似胃的广阔湖泊也叫“昆明湖”。古滇池是大约1200万年前形成的断层湖,不仅是红嘴鸥等鸟类的越冬地,围绕滇池的几十个湿地公园也是各类动植物的栖息地。

午后,在滇池北岸的海洪湿地公园,PPT乐队的鼓手老杜和贝斯手亚飞背靠着一排茂密的水杉,聊起了他们的音乐和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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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PT乐队的鼓手老杜和贝斯手亚飞在滇池边的海洪湿地公园。昆明同样是诗歌和纪录片重镇。《滇池》杂志、云之南纪录影像展都曾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文艺阵地。(图/作者 摄)

PPT乐队成立于2022年初,成员有四个,包括一个彝族人、一个回族人和一个老外,就一个是“少数民族”——在云南,人们开玩笑说汉族才是少数。这支乐队从人员构成上来说绝对足够多元,但他们认为自己早已完全“汉化”,生活和创作都跟民族没什么关系,反而受外来文化影响比较大。

PPT的风格是Fastcore与Power Violence(快核力量暴力乐队),简单来说就是脏、短、快,他们说自己“满脑子都是低俗的快乐,还有一肚子的坏水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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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在街边的PPT乐队。(图/老孟 摄)

他们的作品一般时长都只有1分钟左右,不熟悉摇滚去听他们的歌,听到的就是一阵短暂又狂暴的大喊大叫。

这或许和老杜喜欢读短篇小说有关。老杜大学学的是文学,除了打鼓外,大部分的歌词也出自他之手。他喜欢一位意大利的小说家,一篇小说就只有一页,写一些不明所以的荒诞的东西。

PPT的所有作品都是成员自己完成。从写词作曲,到编曲制作,再到发行包装、创作周边,都是他们自己动手DIY。有感于DIY精神的没落,他们还写了一首歌叫《BIY》。

“DIY是Do it yourself,BIY就是Buy it yourself,有点讽刺消费主义陷阱的意思。现在的人为了时尚、为了各种噱头去消费一切,但其实根本不了解这些东西。”老杜解释说,“还有其他很多歌就没这么严肃,唱的无非是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,吃饭喝酒,或是搞笑的事。”

“我们不喜欢装得很厉害的样子。”亚飞补充道。

亚飞来自澳大利亚悉尼,之前在北京做乐队,后来长居昆明。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网名“牛魔王”,专门在抖音、B站等平台发布“会吓哭小朋友”的改编版儿歌。

“但是我要‘润’了。”亚飞说,“回澳洲。走之前我们还会去几个城市巡演。”

于是,成立不到两年的PPT濒临解散。不过,分分合合是乐队常态,更是人生常态。人来来往往,时间最终会筛选出那些足够坚定的音乐梦想。

03

你相信光吗?

酒神精神,常被用来理解人类那难以捉摸的创作冲动。

在古希腊神话中,酒神狄俄尼索斯(Dionysus)掌握了自然的秘密。他四处流浪,教会人们用葡萄酿酒,所到之处永远有音乐和狂欢。在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中,狄俄尼索斯是永远的另类,代表着自由、迷醉、欢乐和极度绚烂的生命状态,他的疯狂中也暗含着强大的破坏性力量。

酒神的身影在昆明的音乐世界上空飘来飘去——如果你不信神明,至少能闻到酒精的味道在头顶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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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PT乐队的主唱甘泉还是一个专业画师,酷爱喝酒。他本该在我采访PPT乐队的时候出现,但喝了酒睡过头了,到了晚上才姗姗来迟。我笑说:“倒也是艺术家的常态。”不过所有人都为他解释:“甘泉很靠谱的,这次是意外事件。”(图/甘泉)

如同时间赋予酒更丰富的滋味,多年沉淀后,更多元的新生代音乐人正在涌现,改写着昆明这座“重型音乐之都”的面貌。例如全部由女性创作者组成的南方酸性咪咪和脱兔Run!Rabbit Run!,就用灵动的声音,在听众耳朵里扇起萤火虫的翅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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脱兔Run!Rabbit Run!得名于日本画家西野阳一(Nishino Yoichi)的一幅画,“月亮下是波涛汹涌的河水,一只白兔正越过一群血口大开的鳄鱼。我们也怀揣着这股力量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,温柔又严厉地向这个世界宣战!”成员关关和小胡这样介绍自己的音乐。(图/杨帆 摄)

10年前,施施、一笑和魏琳一起创立了南方酸性咪咪。三个女生一人想了一个词,凑成了这个有些奇怪又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名字。

那时候,施施开了一家卖衣服、饰品和饮料甜点的百货小店。她每天在店里面待着,却没有认真做生意,有客人进来她也懒得抬眼看。一笑跟魏琳得空了就去店里面找她,三个人打开电脑,一起听音乐。

小店渐渐成了她们的工作室。当时,她们只有一个midi键盘、一个尤克里里和一个口风琴,一起自学自练,玩着玩着就做了十来首歌。后来,她们把歌发上了豆瓣。

“当时只是发着玩,歌的质量也不是很好,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,那些粗糙的音色还挺有独立精神的。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,都不会想那么多,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。一是为了好玩,打发时间;二是这个事能让我们三个待在一起。”

她们在共同成长中建立起默契。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,魏琳说她们像原始人画画,有好多不确定的东西。即便面对乐器,也不知道拧某个扭会发出什么声音。而如今,她们确定的东西越来越多——对编曲的确定、对音色的确定、对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确定。

她们用音乐和友谊去趋近永恒,把高光时刻留给未来。“一头白发在舞台上面演出,应该挺帅的。”魏琳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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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之间的感情才是最值得骄傲的作品——矛盾又依依不舍。其实,有时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,会变成什么样的人。所以不要问我们今后的计划,也不要问我们到底是乐队还是组合——我们也不是领舞队,一切都理所当然地发生着。”——南方酸性咪咪(图/蔡辉 摄)

一笑1990年生,15岁时,因为听说驼峰客栈外国人多,她被同学拉去那儿练英语。那天晚上,她遇上了展长松的乐队演出。摇滚乐的感染力、乐队人炫酷的打扮,给这个中学女孩带来颠覆性的冲击。她发现,原来除了去上学和上班之外,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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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乐在城市里以不经意的方式流传。展长松也没有离开音乐行业,他现在是昆明ModernSky Lab的店长。(图/作者 摄)

但有音乐、无产业,是这里长久以来的状况。这些年,留在昆明的老外除了自己创业,就只有做英语外教这一条路——20年前,他们甚至连外教都没得做。

昆明前电台DJ、白兔唱片创始人曾克认为,昆明不可能成为音乐产业发达的城市,而只能是向外输出优质音乐人的原产地。

“音乐是高度全球化的产业,需要借助专业、大型的唱片机构和制作人,绝对不能局限于本土,而这些只有大城市能满足。就像昆明的菌一样,松茸到了日本才被卖出高价。昆明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,以及优于很多城市的音乐审美出现,但是他们需要现代工业来雕琢。” 曾克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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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克在他和何西创立的白兔站。(图/作者 摄)

PPT乐队的鼓手老杜告诉我,他的朋友为了做音乐,平时需要靠送外卖谋生,“台上风范十足,台下送外卖,贴钱养乐队。”

但LiveHouse等演出场地的场租越来越高,有机会上台表演已经值得庆幸。有的时候,一场巡演收回来的门票钱,还不够涵盖出去一趟的交通费和住宿费。

文化产业高歌猛进,扶持政策层出不穷,音乐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城市流行符号,但用爱发电、为钱所困,才是他们的日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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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台上的本能实业乐队。(图/新浪微博@本能實業)

对于年轻的音乐人来说,昆明的音乐氛围很难为他们提供任何切实的温暖,小范围的抱团取暖既是心灵需求,也是少数群体的生存策略。

像一笑年少时的那种奇遇,更像是流星划过的那一瞬,他们正好抬起了头,从而凭借着这点儿零星的光亮,摸索着走上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路。

04

春天永不消逝

四季如春的春城昆明,浑身上下洋溢着天真而蓬勃的气息。如果对应到人类的生命历程,那就是生命从萌芽到出生、再到童年的阶段。

在生命之初,听觉几乎是人类最重要的感官。我们漂浮在母体黑暗的水世界中,母亲的呼吸、心跳和肠鸣,组成了我们最初听到的音乐。

音乐之于昆明,几乎是一股贯穿其城市史的生命力。

抗日战争期间,古琴家查阜西、琵琶家曹安和、昆曲家张充和等一众音乐家客居昆明,时不时聚在滇池之滨,朝夕晤对,低唱浅酌。后来,依托云南丰富的民族资源和高校的人类学积淀,一代代音乐研究者在田野间收集来各民族的古老史诗和歌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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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作曲者聂耳生于昆明,去世后被安葬在昆明西山。图为西山森林公园里的聂耳墓。(图/视觉中国)

到了1993年,云南省音乐培训中心成立,此时海外流行音乐浪潮正汹涌,摇滚之风席卷了昆明,催生出大批质量在线的乐队,让这座城市坐实了“重型音乐之都”的名号。

与此同时,外国旅行者带来异域的音乐元素,南国境线长大的音乐人顺着纬线寻找灵感,终于在牙买加的雷鬼乐中听到了熟悉的节奏,触类旁通的“云南雷鬼”渐渐征服了新生代听众的耳朵。

如今,旧的风格仍在延续,电子、嘻哈等新潮流汹涌而至,其中更不乏女性创作者的表达,颇让人眼前一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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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唱团队滇声气的成员脏脏。(新浪微博@滇聲氣)

这些年,音乐真实地改变了一些人。

昆明404 Not Found酒吧老板大东一头长发,他说自己以前不好好学习,喜欢古惑仔那一套,整天就想着混社会、跟人打架,好在其他学生面前看起来很拽。

和很多青春期男孩一样,他最开始玩音乐也是为了耍酷,“弹吉他好泡妞”。

“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学习巨好的杂X,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,只要他一弹琴,就有一堆小姑娘围着他。我觉得太愤怒了,为什么我这么酷,没有人围着我?所以,我近乎于强迫地让我爹给我买了一把吉他,结果后来跟女朋友吵架,我就把琴给砸了。太傻X了。我爹也对我很失望,花200块钱买的琴,一个星期你就给砸了。”说起这段经历,大东笑了起来。

“如果不是摇滚乐的话,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纯傻X,什么都不知道,就知道挣钱。摇滚乐让我觉得,我还可以追求点别的东西。如果没有精神上的东西,那就太惨了。”大东说。

音乐总会在不同的人身上找到其独特的表达方式,当杂念被时间洗净,大东逐渐听到音乐本身的魅力。现在,他的404 Not Found酒吧已经成为昆明年轻人的音乐据点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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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乐队人三彬的闲客酒吧也是昆明乐迷常去的地方。(图/三彬 摄)

昆明的音乐空间与其他亚文化聚集地一样,为那些不愿在时代洪流中被他人定义的年轻人提供了心灵庇护。对于他们来说,玩音乐不是理想,而是生活。他们生活的方式,就是他们对抗世俗的方式。

近年来,《乐队的夏天》等综艺节目积极助推摇滚乐队走上商业化路线,但云南的乐队还是保存了一些地下精神。无论乐队是否与厂牌、经纪公司签约,商业因素都暂时没有影响他们的创作自由。当被问及未来会不会考虑上综艺时,Kawa乐队的成员们纷纷流露出谨慎甚至抗拒的神情。

“上了综艺有了名气,演出票价也会变得更贵,以前的歌迷就买不起票了。我们对物质没有那么大的欲望。”老憨说。

但身在其中的人也清楚地意识到,这样的对抗在很多时候或许都是徒劳。除了创作上的各种限制、演出行业复杂的报批流程外,还有资本布下的天罗地网,准备好收编每一种文化潮流,用消费行为消解意义。更何况,音乐人躁动的青春期格外漫长,命运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动充满了不确定性。

好在,昆明是一个风吹来一粒种子马上就能生根发芽的地方。这里有永恒的春天,足以让生命在狭小的空间里野蛮生长。

和昆明的音乐人接触的那些天里,时间流逝的速度和音乐一样时快时慢。我想,相比起严密的逻辑,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节奏。

最低调的音乐之都,何止十万嬉皮,第25张

夜晚的404 Not Found酒吧。(图/受访者供图)

离开前,我在404 Not Found酒吧门口坐到深夜。大东又组了一个乐队,正在构思新乐队的名字;出门遛弯的Rootless乐队正琢磨编曲的细节,他们准备在几天后发布自己的首张专辑。

月光下,夜风凉爽,总有新的音乐正在滋生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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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名称:《最低调的音乐之都,何止十万嬉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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