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西问｜王云岭：各文明的死亡观如何共鸣与共情？

中新社济南4月4日电（记者 李欣）草木蔓发，春山可望。每逢清明，人们在追思先人之际，亦会触及一个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终极命题：如何理解死亡？在人类文明的漫长演进中，不同文化对生命终点的认知虽形态各异，却在深层逻辑上展现出惊人的默契与共情。清明节前夕，华人生死学与生死教育学会副会长、济南大学教授王云岭接受专访，就各文明死亡观的异同、内在共鸣及其对当代人的现实启示展开深度阐释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，“慎终追远”不仅是礼俗的传承，更是一种独具东方智慧的生死哲学。王云岭指出，儒家倡导的这一理念，核心在于以庄重虔诚之心送别逝者，并依时追念先祖。其深层意涵在于，中国人并未将死亡视作生命的绝对终结。肉身的消逝并非断灭，血脉通过家族繁衍得以延续，精神则依托家风家训与后世缅怀而长存。祭祀仪式实质上是将逝者“安放”于宗族记忆之中，从而实现了生命形态的转化。这种认知有效消解了面对消亡时的虚无与恐惧，赋予个体突破有限肉身、融入家国民族宏大叙事的历史坐标，进而确立了深厚的生命价值与身份认同。与部分文化追求彼岸世界的取向不同，中式生死观的落脚点始终在于“重生乐生”——敬逝是为了更好地生，追远是为了立足当下、敦厚民风，使家族与社会生生不息。

放眼全球，纪念逝者的节日虽在形式上各具特色，却共享着相似的情感内核。中国的清明节与农耕文明和儒家礼乐深度绑定，氛围庄重内敛，强调哀而不伤与孝道传承；日本的盂兰盆节融合佛教轮回思想与本土信仰，以迎灵、供灯、诵经等方式寄托哀思；德国的万灵节植根于天主教神学，民众在肃穆的氛围中献菊、点灯、祈祷，寻求灵魂的安宁；而墨西哥的亡灵节则充满热烈与温情，人们以万寿菊铺路、搭建祭坛、绘制骷髅妆容，在欢庆中迎接祖灵“回家”。王云岭分析认为，尽管外在仪轨与宗教背景存在显著差异，但各大文明的死亡纪念活动均指向同一文化母题：通过特定的时间节点与集体仪式，实现家族团聚、情感维系与对逝者的深切缅怀。

剥开多元文化的外衣，人类对死亡的思考始终围绕三大核心命题展开：死亡的本质为何？生命的意义何在？面对必然的终局，个体当如何度过此生？基于此，世界范围内的死亡观可大致归纳为几种典型范式：以祖先崇拜为导向的东亚模式，强调逝者化为家族守护者；以佛教与印度教为代表的轮回转世观，视死亡为生命流转的中转站；源于亚伯拉罕宗教体系的灵魂不朽观，聚焦彼岸审判与信仰践行；以及部分原住民文化中崇尚的自然循环观，主张生命归于大地、滋养万物。

尽管哲学底色各异，不同文明的生死认知却能在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中找到共鸣。一方面，好生恶死是生物本能，如何抵御生命有限性带来的意义焦虑、如何妥善处理丧亲之痛，是跨越国界的共同课题。另一方面，仪式礼俗作为情感宣泄的载体与精神寄托的桥梁，为全人类提供了共情的纽带。王云岭强调，文明间的共鸣并非追求观念的绝对统一，而是在正视差异的前提下，照见人类共同的命运底色。无论身处何种文化，人们都需要学习如何去爱、如何体面告别，以及如何在有限的时光中构筑充实的人生。这种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，构成了人类精神世界最深层的相通之处。

对于生者而言，构建科学、理性的死亡观具有深远的现实价值。王云岭表示，直面死亡并非消极悲观，而是“以死观生”的智慧。当人们坦然接纳生命有涯与自然无常的客观规律时，便能有效缓解对终局的恐惧与焦虑。站在生命的终点回望当下，有助于个体重新校准人生航向，厘清何为真正值得投入的生活。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正确的死亡认知能赋予人们内心的定力，使人如同经验丰富的舵手，不随波逐流，专注于可掌控的范畴，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活出厚度与尊严。（完）

受访者简介：

王云岭，济南大学教授，人文医学博士，哲学博士后，硕士研究生导师。兼任华人生死学与生死教育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抗癌协会安宁疗护社会支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安宁疗护分会常务理事、《华人生死学》副主编兼执行主编。出版《现代医学与尊严死亡》《参悟生死》等专著。